陈之佛

大概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在一个古画展览会里，我被宋、元、明、清各时代花鸟画大家的作品吸引住了，特别是一些双钩重染的工笔花鸟画，时刻盘旋在脑际，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下定决心来学习它。千方百计地找机会欣赏优秀的作品，看画册，读画论，日夜钻在笔墨丹青中，致废寝食。

在研习过程中逐渐体会到，要学好工笔花鸟画，必须有一个学习方法和步骤，就觉得观、写、摹、读是学习中不可偏废的课题。观是主要要求深入生活，观察自然，欣赏优秀作品；写是写生，练习技巧，掌握形象，搜集素材；摹是临摹，研究古今名作的精神理法，吸取其优点，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读是研读文艺作品、技法理论、古人画论。照这样方法来学习，当时颇觉得学画的进展是较快的。

可是那时候大半还是钻研绘画上的一些技术技巧问题。作画从个人兴趣出发，尤其浓厚的清高思想支配了我的人生态度。由这种思想指导创作，选择题材则多是“寒梅冻雀”、“寒汀孤雁”、“月下孤雁”、“秋荷白露”、“秋塘清趣”、“秋菊傲霜”、“雪里茶梅”、“鹪鹩一枝”这一类的东西。即使画一幅艳丽的芙蓉，也要题上“堪与菊英称晚节，爱他含雨拒清霜”；画一幅盛开的梅花，也要题上“独凌寒气发，不逐众花开”，“只有梅花耐清苦，霜风枝上犯寒开”；画一幅鲜丽的荷花，就题上“色幽不媚，香远益清，娇然自异，方可遁世之君子”。似乎这样题上几句，才感觉心安理得。设色则尚清淡、雅洁，追求所谓“明洁清丽，纤尘不染”的情趣。虽然在当时的作品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娇艳妍丽和色调比较鲜艳的东西，但是由于“孤芳自赏”的态度，而总的倾向不可能不出现孤寂、冷落、宁静、淡泊的情调。我还记得，当时曾有一些旧文人对那些作品下过评语：“雪翁画，宁静清雅，引人入胜，不可与下笔狂怪、剑拔驽张者同日语。”“刻意经营，精心结撰，风清调古，允为六法正宗，得之今日，叹观止矣。”可见这些作品还引起了一些旧文人的共鸣。这正是由于这些画上所表达的情调，符合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和审美标准而被欣赏。

解放以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祖国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美术事业也不例外地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祖国一切辉煌的成就，不可能不激起我莫大的感奋。加之几年来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在党的不断教育下，使我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得到提高，有迫切的思想改造的自觉要求，终于在1956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在毛主席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以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等方针的指引下，使我深刻体会到：“孤芳自赏”再不能是我们作画的目的了；仅仅追求艺术性、“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也绝不是社会主义艺术发展的正确道路。同时还觉得花鸟画这种艺术，固然缺乏以形象教育人民的功用，但它能够以一种艺术美使人们精神愉快、舒畅，使人感情健康，培养优美的情操。因之它也必须充分表现优美的民族风格和特性，充分表现伟大的新时代的时代气息，不然，是不能满足今天人民的要求的。由于政治认识有一定的提高，思想感情有所转变，在绘画创作上不仅解决了“为谁而画”的问题，更认识到自己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因之也逐渐消失了过去那种带着消极的、病态的思想情绪，在画面上初步出现了较为清新、活泼、丰满的面貌。特别是1956年以后所作的一些东西，如《海棠绶带》、《芙蓉幽禽》、《荷花鸳鸯》、《和平之春》、《榴花群鸽》、《樱花小鸟》、《牡丹蛱蝶》、《瑞雪兆丰年》、《春色满枝头》、《春江水暖》、《鸣喜图》、《松龄鹤寿》、《岁首双艳》、《祖国万岁》等等为题材的作品，不少老朋友见了都说我的画风、情调变了，说是已一扫过去那种沉郁的调子而显见明快、开朗、繁荣、健壮，能给观者以乐观的情绪和强烈的美的感受。虽然自己并不满足于每一幅作品在创作上的思想和艺术的要求，但在作画的时候，对于选题、立意、构图、设色能够美化社会主义祖国和丰富人民群众生活的精神生活，企图表现得明快、鲜艳、丰满、雄健些，才感满意。因此在作品里常常流露出一种欣欣向荣的乐观情绪，也是事实。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解放前或是解放后初期的作品对照一下，显然有所不同。特别是那种力求孤高、淡泊、“超尘绝俗”的情味，的确不经见了。

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大跃进的形势激发下，全国人民以雄伟的气魄、冲天的干劲，在建设祖国的各个战线上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画家们自然也同样得到鼓舞，为社会主义的美术事业而努力进行创作。1959年暑期，我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作《松龄鹤寿》、《鸣喜图》、《祖国万岁》等大幅画。为了表达这个伟大节日的祝愿，我想尽一切可能，企图作成较为完美的作品，而当时正是炎夏天气，在四十一二度的高温下挥汗作画，不但不觉受暑热的威胁，心情始终是十分兴奋、愉快的。而且画成结果，反而比以前一些作品似乎更精致些、清新些、雄健些。

因此，我深深感到一个画家的政治立场、思想感情一定会反映到他的作品上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变了，绘画的意境也随之而变。本来中国画贵言意境，花鸟画也不例外。意境是什么东西？我的理解是，意境就是画家的思想感情通过对象描写而与对象融合后所表达于画面的情调。花鸟画虽然仅仅描写自然景物中的花和鸟，它作为一种艺术品，就其思想性来看，当然不比直接描写社会生活的人物画或景物画表现得更为明显、强烈，但画家在创作的时候，一定会根据他自己的情趣和愿望来选择他所要表现的东西；同时也必然会如古代画家所谓“感物而动、情即生焉”，把他的思想感情流露在画面上。这时画家的社会意识是积极的、健康的，他的画上就必然会出现积极的、健康的情调；画家的社会意识是消极的、病态的，则他的画上必然出现消极的、病态的情调。如果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对于描写对象无动于衷，徒然依样画葫芦，没有做到情景融合的境地，这样的作品，实际也不成其为艺术品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所以通过人的头脑反映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受他的世界观和思想立场的影响，一个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选题、立意、构图、设色等，都会贯彻着他的世界观所起的决定作用。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在创作时必然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花鸟画创作并不例外。因之，一个花鸟画家生活在今天这样伟大的时代里，就要求我们积极改造世界观，以健康的、乐观的态度来描写自然，充分地表现时代精神。

近来对于花鸟画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议论得很多。就我个人作为一个从事花鸟画者来说，在长时期作画过程中，自己切身的体会，花鸟画虽是仅仅描写一些自然景象，肯定是不可能没有阶级性的。因为它和其他各门艺术一样，画家通过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立场，描写对象，表达感情时，总不能不反映他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的。如果否定花鸟画家的思想意识在创作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就必然会否定花鸟画的阶级性，也就必然会否定花鸟画家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这是十分危险的。

虽然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但几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也不能说自己的思想觉悟没有逐步提高。所以如上所述解放前后两个时期所作花鸟画的不同情况，我认为对肯定花鸟画的阶级性，也不可不说是一个显著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