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养辉

理论来自实践，而良好的理论又成为实践的前导，以至如引路的明灯。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民族“艺术遗产”，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长期以来人们不断的勤劳创造，不断的提高和前进。一方面从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同时还从外来的其他民族文化艺术上，吸取其它优良的部份来不断丰富充实我们艺术（从造型、色彩等方面）使其更生动有力，光辉灿烂，更有感染的力量。此中包含着“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种种方式。

我们的民族，在文学艺术上，不但勇于创造，还善于虚心地继承前人的长处。在古代有很多记述，例如前汉大史论家司马迁写成那部不朽巨著《史记》的经过，虽然距现在有两千年的岁月，我们打开来用心阅读，深深地感到它还有现实意义。在文学艺术上，值得后人借鉴参考，根据他的自述，他在“继承”方面，刻苦地攻读了有史以来可以见到的资料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读万卷书”，作丰厚的积累，同时在当时交通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从西北到东北（秦皇岛、山东沿海）以及遥远的东南（浙江会稽、绍兴）。他自己说：“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为了考证山川地理，人情风俗，不辞辛苦，做到“行万里路”的壮举。

绘画与文学这两种艺术，虽然所用的工具和表现的手法不同，一是用造型，一是用文字，可是其目的与要求，反映与寄托人类生活与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给人以陶冶、启发、推动精神与生活不断前进提高，是相同的。

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继承”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这个“继承”是有“目的”的“继承”，不是单纯为“继承”而“继承”。这个问题过去谈过不少，也有不少争论，学术讨论，有争论是好事。在争论中，可以把问题更具体、更明确，利于行动。我们也听到全国各地美术界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国画创作中，有的主张要“继承传统”，有的主张不要传统，也好像在美术创作中有的主张要素描，有的却否定素描在造型创作中的作用（关于“素描与创作”拟另文再谈）。我觉得要谈“中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首先要明确，国画“创新”要不要“传统”，及“传统”对创新所起的“作用”。

中国画传统里，具有显著而强烈的民族风格特点（虽然其中吸收有外来的成分），这种民族风格，是一个民族的长期生活、思想和历史的产物，其形成是经过长远岁月的。它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简到繁，由于地理气候环境，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艺术，应用流行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之中。由于交通发展和各民族互相交流，得到不断的前进与提高。

中国画传统中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不可否认的，由于古人生活环境等等的局限，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如画人物比例“头大身小”、“身大手脚小”。山水画中的建筑物常出现透视错误（反透视）。物体的距离应该是“近大远小”，而常有房屋桥梁“近小远大”的毛病等等。这些是“传统”中的“糟粕”，在继承中应该加以区别选择的，就是“取传统之精华"而舍去其“糟粕”。过去常有一些画家，尤其学过西画素描的个别画家，看到国画中不合理的“糟粕”连“精华”也不理了。形成了“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对工作的推进是很不利的。同时国画传统，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其表现的笔墨技法设色等等，拿到今天来应用，当然是很不够的，需要吸收和创造新的技法，不断予以补充，以适应新的时代精神生活的表现与要求。

“推陈”便利于“出新”，要创造有“民族风格”的新国画。“继承传统”是一个最最经济而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措施”。但是必须明确“继承”是为了“创新”。回顾历史，曾经出现过化了很多气力，仅仅“模仿”“临摹”的画家。因为他们处境太好，养尊处优，又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临来摹去，跳不出那个“圈子”，清代初年的“四王”画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由于他们当时优越的地位，生活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左右，居于画坛上统治领导的身份，影响极大。因缺乏描写现实生活的能力，脱离生活，长年累月地在旧框框里“打转”。就国画笔墨写祖国现实的壮丽山水而论，他们大大落后于同时代在野的民间杰出的大画家如石涛、石溪等和后来的扬州八怪等在中国画艺术上的成就。流风所及，“四王”的不良影响，一直到清朝末期（光绪、宣统）、民国初年，中国画坛上还充斥着“摹古”、“仿古”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作风。有一部分画家整天搞“玩弄笔墨”的玩意，不知艺术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一味闭门造车，使国画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本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期，徐悲鸿先生从欧洲回国以后，他精通西画艺术，又深知中国画与西方美术盛衰趋势，主持国立北平艺专，协同有现实主义创造精神的国画家齐白石等，大声倡导，舍去单纯玩弄笔墨积习，不辞艰难，深入生活，取法生动自然，继承先人传统中的优良部分，切实走现实主义道路，（反对单纯的以“形似”为目的的狭隘作法），作有“提练”、“概括”的艺术表现。中国画艺术得到了挽救（徐悲鸿大师从六岁起，在他父亲徐达章先生的指导之下，就学习国画，每天半日读书，半日临摹古典中国人物花鸟，作基本练习。他23岁去法国留学时，行李中还带着中国笔砚和任伯年等的中国画作品。他酷爱并精通中国画艺术）。

“推陈出新”为打好国画传统的基础，再进行发扬中国画民族风格的“创新”，以过去的一些经验说，是比较“经济”而“有效”的。听到一位在外国研究中国画艺术的朋友说：没有中国画“传统”基础的“创新”，是瞎创、瞎发展。我同意这种说法。那么，现在谈中国画民族风格的创新，应该创什么新呢?不少中国的年轻一代，头脑里在不断思考走“新”的道路。求进步总是好的，可是他们之中看到西欧20世纪初期以来，有些已经趋于没落的形式主义作品，还当作是“新”东西，而向它追求着。在画坛上，放眼世界看看，从东方的日本，西方欧洲各国，以至美国，他们大体分为两派，就是“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个问题虽有争论，但对真理与是非可以大谈的。简单说来其情况是不同的。把现实人和物搞得很难看，以至丑化歪曲，没有美的感受，懂的人不要看，不懂的人看不懂。有时连作者本人也说不出一点道理来。有些把画面上随意画上几条线，或乱七八糟的涂上些莫名其妙的颜色。绘画艺术的方式，是以“造型”说明问题，正如文章用文字组织说明问题、音乐艺术以声音来说明问题。“造型”艺术岂能没有“形象”？实在说：那些画的“技巧”很肤浅和贫乏，还说是艺术的“探索”。这样的画虽然东西方到处泛滥，实际上在西方也未必为人所欢迎。

像西方毕加索那样的画家，大家只听他的画卖了不少钱，发了财，不能说艺术能卖钱就是好的。当然我们并不主张画画只画到像张照片。但丑化现实与单纯反映现实，谁好谁坏?自有文化艺术以来人物和一切自然的、千变万化的壮丽优美还远远没有被画家们挖掘净尽。过去许多中外古今的大诗人大艺术家常常说“伟大美丽的自然界”，是世界与科学的无穷尽宝库。

我觉得，我们作为现代人，在若干年以后，就是前人古人。前人的论点，有些有地域性或时间性，真理之所在有些有超时间、超地域的永久与广大性。因此，不能说前人的话都是“旧”的，现代人的说法都是“新”的。事实上有“生命”的事物能常“新”，缺乏生命的艺术和言论却永远是“旧”的。

以诗、文而言，其“新”与“旧”的标准，在于有无旺盛的“生命力”。西汉时代的大文豪司马迁那精彩的文字，是两千年前的作品，至今仍具有现实而旺盛的生命力。现在我们读起来仍然觉得其“生动活跃”，令人倾心神往。绘画艺术也是如此。要谈“理解”，尤其“探索”、“创新”，都要下苦功，先打好基础。所谓有“学”然后才能“知不足”之所在。我愿与世之同好者共勉之。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