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波

中国传统工笔画表现中国与外邦的作品，至唐以来屡见不鲜。但聚焦于非洲人物的题材则罕见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日益繁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关系更是真的达到了朋友遍天下的境地，其间非洲人民更是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因此今天无论在中国的繁华闹市街巷，还是在众多高等学府，肤色黝黑的非洲人的身影已然成为黄、白 人群面孔中的令人瞻目的奇异色彩，也成为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的富有意味的象征。这或许是画家詹勇取材非洲人物的一个重要缘由吧（当然表现非洲题材自 20世纪以来，已屡见不鲜）。但以题目看，詹勇似乎描绘的是非洲本地的一个场景和情节动作，我这里不想详考他是否真正躬身亲赴非洲加以考察，而只想说，这一题材的选择显然是更为开放文化情境的审美结晶。

是非洲姑娘柔韧而裸露的肤体吸引了作者，或是为其健康而优美的姿态所感触，还是这一类题材的相对稀寥而引发了作者的关注－其实这一切都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所描绘的三位非洲姑娘展示了她们富足、优雅而趋精致的生活形态和风情。这从她们讲究的装束、繁丽的发饰以及所佩戴的精美的手足饰品即可窥其一斑。尤其是她们那如缕如丝的、精心编织的发辫刻画更是将其注重生活品质和仪容之美的追求心态极为出色地表现出来了。在很长一段时期以至今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非洲人民的生活境况多与贫瘠、饥馑和苦难相关联，与动乱、战争硝烟相缭绕，但如今这一切显然有了改观，非洲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奋斗，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支持下逐步走上比较富足而悠闲的生活之途，并由此进而追求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应当看到，非洲人民即使在苦难中都从未沉沦，从未放弃对美的向往，他们奔放热情的歌舞音乐，他们奇特的造型艺术（绘画雕刻）方式，他们自由而开放的风俗，曾经吸引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关注和吸纳，如今他们有了更为安定、和平的环境，更为富有的生活水准，因而他们对美的追求就会提升为一种让全人类都刮目相看的景象了，而画家正是抓住了“今日非洲”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并聚集于三位美丽的非洲姑娘，将这种人类特有的美的形象呈现出来，显示了他敏锐宽广的文化视野，又包含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真诚的审美祈愿和礼赞！

晋唐以来，中国传统工笔多描绘宫廷典雅的贵族生活场景，以及道释题材。从顾恺之到张萱、周昉再到顾闳中、周文矩，都是很好的例证。宋元之后这一手法逐步扩展和覆盖到各个社会阶层。文人士大夫和渔父樵夫、织女衙卒，乃至一般民众风俗车舆之态，皆可备该纳入其艺术之囊。我们看到，自宋代文人画兴起之后，这种工笔手法已悄然脱胎换骨，它与更为自由的写意形态联袂并生，互兼互济——这表明，工笔与写意手法一样，都具有很大的语言涵量。但须看到，“工 笔”与“写意”终究有所不同，工笔显然偏于工“描”（当然描中亦可含写），而写意则显然偏于抒“写”（同时也写中有工）。工笔手法与其比较典雅的题材对象当然更加匹配、吻合。所以画家 以工笔方式描绘非洲姑娘曼妙的身姿和繁丽的装饰既在情理之中，又颇具匠心创意，从而使中国画这一传统手法焕发出新的艺术生机——三位姑娘的身姿或正或侧，面容正显半隐而又有微妙变化，造型很精到地抓住了非洲女子美而淳朴的特征，线条勾勒劲健流畅，既工整严谨而又蓄含写的节奏，色调统一而又见出因对象性状所见出的丰富性，作者有意过滤掉了人物本应有的生存环境如实描写，而以大块单纯的黑底色的背景铺陈，在这方面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中国画留白这一传统表现 程式，而是依据表现对象的文化和审美特质应物象形，重构语境，这就使作品极富视觉文化的暗示性和喻义性。显然，这一作品无论在立意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皆达到了较高的审美水准。这是一件颂扬中非人民友谊的艺术之作，是祈赏非洲人民生活越加美好的佳品，因此这里，我在为非洲人民祝福的同时，更要为画家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