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天明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自从得知董欣宾先生癌病已是晚期、生命垂危的消息后，心理便有了他随时离我们而去的准备。谁知今晚当我听到董先生在上海医院去世的消息时，还是觉得突然、觉得悲伤、觉得可惜、觉得不应该……

董先生终于无可奈何地走了，我悲而忆，忆而悲，悲忆而无眠，聊作此文寄我之哀思。

董欣宾先生是美术界少见的那种真有抱负、真有胆识与真有学问的人，是那种极其真率与自然，敏感与高度尖锐的人。他常说“人生末路作画家”，按他内心最好的愿望，他希望自己能进则出将入相，退则名医文豪，至末路方才作画家之计。至于他对自己艺术成功的愿望，曾对我明言过：“我的老师秦古柳先生生前没有享受、死后才享受到艺术的成功，我则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就享受一半，死后享受一半。”这种愿望按理讲并不过分，像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傅抱石等等，不都是在生前就大享艺术成功的吗？谁知董先生成功就在眼前时却病倒了，煎熬了大半年，死神竟然无情地将他拖走了。他曾许多次跟我讲到：他希望有一个巨大的画室，能画出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画来；他也计划着下面一部部专著，要将自己一生经历、学习、思考、总结的东西都变成文字；他更希望办一所有规模的传统中国文化艺术的大学，让全世界有机会学习、进修、体悟高深而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他肯定是死不甘心、也是死不瞑目的，因为他在人生、艺术事业上都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和理想。所以他渴望健康、渴望不死，渴望奇迹出现，渴望用最后的拼搏去实现心中不灭的愿望。他也曾多次说过：“人生一口气，人就是要争一口气。”他在艰苦奋斗行进的路程中，受到过挫折、失败与压迫。他的病显然是因心气郁结、痛苦悲伤催促而成的，他也知道自己一生难免是悲剧性的，然而他绝对想不到灾难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这么不可抗拒，这么不近人情……董先生实属中国古代徐文长、苏长春一类人物，也近乎西方近代梵高、高更一类人物，他们或因才高而狂傲，或因情切而癫狂，终因不得志而愤，不甘心而逝，最终死也不瞑目！

我与董先生相识已有十七八个年头了。在与他相识前，便听到他一些故事，或褒或贬，心知其为一争议人物。待第一次他约我见面，便听到他愤愤不平的谩骂声与不类凡俗的艺评声，心知遇到一位真率尖锐、个性极强的人物。与这种人相接，真有些第一次喝酒吃辣的味道，受到一种少有的刺激。由此发端，我与他保持了这么长时间亦师亦友、亦兄亦弟的缘分与厚谊。因为这么长时间的交往，加上与他许多熟悉与亲近的人交流对董先生的看法，使我心中对他这个非常个性化的人物作出如下品评：董先生是一个有着突出的优点和突出的缺点的人。他的优点是：对自己有超常的自信心，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超常的投入，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自觉天赋其命，有着满腔的热情，甘于付出全部生命。他的缺点则是：由于自信心过强，把自己位置放得过高，所以与人相处时缺乏必要的宽容态度，往往有过激的行为，以致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与接受的事来。他的优点每每使人受到莫大的吸引，让人尊敬甚至崇拜；他的缺点亦每每使人害怕，使一些人或躲避或反目成仇。正是由于这双向特点的作用与反作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被他的优点吸引到了身边，却被他的缺点吓得远离。去者则未能预见到他性格中的负面因素，走者则往往忘了他本具有的突出优点。董先生有言：“人对我善，我则加倍善之！人对我恶，我则加倍恶之。”也许就是后半句话造成了他过于激烈的性格，造成他的坎坷、悲剧的人生。但也正是他那突出的优点以及加倍的善心，才赢得了为数并不少的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其中有前辈、领导、同仁与学生。他们坚信董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值得信赖与交往的人，董先生的缺点很多人有，而他的优点则很少有人有，是一个要写进历史的人。正如董先生的学生与合作者郑奇先生说过：“董先生若去世，带走的是他的缺点和毛病，留下的将是他的珍品和国宝。”

许多人知道董先生个性强烈，且很少有人知道他亦有极其平淡、温和的一面。就我与他相交，所见所感以后一种心态居多。记得七八年前，有一天去“天地居”造访，原想他客人多，准备坐坐就走，谁知一日无客（这是极少的现象），于是乎人生、艺术、宗教，一聊就是半天；便饭后移至天居，一聊又是一个下午；晚饭后又聊，至三更方依依而别。这一日董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异常地平和，异常地理性，更是异常地谦虚与大度。在我与他无数次的相处中，惟有一次见他来了情绪而难以自控，且愤然而起，拉我外出散步。一路上他愤而言，言而愤，约近半小时心情始稍平。说来难信，其愤愤不平者，竞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与当代政府部门腐败等不良现象，大谈如何如何才能去弊病，求发展，要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屹立于世界之林。当时听他一番宏论很为之感动，但又觉得他傻。一个画家像一个大政治家一般去考虑问题，费这么大的心思又有何用？时至今日，我内心中亦生起了一些“匹夫有责”的感觉，倒又听不到他的高论，不能与他一起发发傻劲了。

董先生是一个名气越大，越能沉得住气，越能深入钻研、思考、总结、归纳的人，同时对自己各方面要求越来越高的人。别的不说，且说他读书的事，几乎每次去造访，他总会谈到最近所读的书，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军事，一会儿哲学，一会儿历史……读则有心得、有体会，每如喷泉一般的倾吐出来。我也经常捎一两本自觉有意思的书送他解饥，只要是他未读过的，他都会从头到尾读完。待下次再去，他便会对此书的优点与缺陷发表一番观感。有一次我呈上厚厚一册《金刚经论》，数月后他带着苦意对我说：“天明啊，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让我吃了两个月的苦啊！”有很多人不大在乎董先生这个人，但几乎没有一个与他深谈过的人不从内心叹服他的学问。董先生是我所见美术界最喜欢读书思考，同时学问也最为广泛的一个人。就这一点，我对他极表敬意。

江苏美术界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很乐意谈论董欣宾，不管是对他友好、敌视，还是骑墙派。他身上有悲剧色彩，也更有传奇色彩。董先生那种充满活力和自信，那种善于读书和思考，那种对艺术的真诚与创作上的大胆尝试，对很多与他接触过的人有启发性和影响力。所以有人称他为江苏画坛精神性与领袖性的人物，是有事实依据的。且说当代最热门、最走红的“新文人画”，其炒作之初，本有推他为“领衔人物”的计划，本来他可乘此机遇获得自己渴望已久的成功，能够名利双收，然而他义无反顾地回绝了。他不是不要成功，但他要的是那种符合自己的意识和心愿、也是更为让人信服与更高层次的成功。

董先生终因斗不过死神，带着莫大的遗憾和遗恨而被迫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离去，终止的是悲剧色彩的人生，留下的是他的珍品、未尽的事业、不朽的精神！

原载于2002年10月23日《参考消息》“文化博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