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波

董欣宾首先是一位画家，各种刊物、画册包括他自己对此已然说了很多。但我想，他的画固然好，但董欣宾的意义可能远远超出他的画之外。作为后生，我与他交往不多，只在二十多年前与他有过二三次的谋面，而且仅有的这几次相见，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并不是太愉快的。至今想来，可能主要是我根底太浅，又年少气盛，而他当时则是一位才华超群、成就斐然的人物，好像是通过一两封信后，结果是不欢而散，就再无交往了。尽管如此，其实我一直都很关注他，不只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说，更主要的是由于在那短短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太强烈了。这种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他的“真”。记得当时我带了一位北大师弟一同去见他，那位老弟在北京曾与他见过面，对他信服得很，故而见面便持弟子之礼。而我则不然，口称“先生”，大有对等交谈之势，其时他性情中极为真实的“霸气”立刻就在言语中流露出来了。但在后来的交谈中，他得知我受业于北大叶朗先生，读过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似乎顿然有了兴致，侃侃而谈起来，他说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一本好书，其中对中国美学范畴的总结很有道理。而他对张岱年先生甚为敬重，据他说曾拜见过张老。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一下子就缩小了，而先前的霸气立刻转换为理论上的豪气。不过，人们皆言董氏傲慢，但至少当时在我的感觉中，他倒是一位颇能听进不同异议，善于交流的学者。记得我对他已出版的著作直率地提出了一些看法时，他虽不愿接受，但却并无凌人之语，并在送我的书之扉页中题上“文章千秋事，得失寸心知”，谦谦君怀，其中深意，可知可鉴也。现在想来——这本源于他那真实的品质。当然，一谈到中国画，谈到刘海粟，谈到领袖人物时，他天生的豪气、激情以及他对艺术特有的感悟一下子就漫过了他的学者风范。想来是所谈甚洽的缘故，或许是我对他的作品由衷的赞佩，他将珍藏多年、精心夹在木盒之中的临仿古人和前人的作品翻拣出来，一一向我点评阐发，我记得当时他浓黑长发之下那双锐利而睿智的眼眸闪烁着何等的神采呵! 而当我说他的一件作品颇得清人吴历之神韵时，那种自得自许的表情令人感到如率真之少年。继而又领我去他的六楼居室，此乃“天地居”之“天”也。我说“你可谓俯仰天地之间也”。他听罢其笑其态宛如晋人之风。

我说董欣宾的“真”，真而剀切，这当然主要表现在他对时事人物无所顾忌的评点上，比如南艺许多人就是他酷评的对象之一。但其实，他的“真”还有另一面。我当时曾送他一本小册子，上面盖有我的一枚印章，他翻开一看就说：“这样的印章给人看是丢脸的，太差了。”我说：“又不是我刻的。”他说：“你作为南艺的老师，不应接受这样的印章，下次我刻一枚章给你看看。”由此可见，他对曾培养过他的母校有着怎样一种深切的“真”爱，这种爱不是褊狭的维护，而是立在学术品格上的大真大爱。

董欣宾素喜“相人”，他说我四十岁后就会“发达”。我当时就不相信，如今我已过不惑，却可套用王国维的话来讲，乃是百事无成，只欠一死。而他连自己都没相准，又何谈他人啊？尽管这样，董欣宾的确是能识人才性的，我与他交往不多，但交谈时间却长，一晤即从上午到傍晚，在短短的接触中，他却能指出我在才性上可能偏于敏急不羁，因而在学问上应求平实，不宜过于奇诡，而我的导师叶朗文风可纠我之偏，此言善哉！此言真哉！此言使我受益，此言才是“科学”。

真人真言，如果失之偏激，当然会“伤”人。但其伤亦伤在“真”上，而不是龌龊的阴损。一如中国历史的屈原、贾谊、李贽，其灼人的光芒，如针如芒、如鞭如电，透人肺腑。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董欣宾是超越在他的艺术之上的一种存在，他们存在是很多人想欲为而不敢为或不能为而他却坚决而为之的、凌凌直上、如灯如炬的人生参照。正是这样，我们看到许多事情到他这里就会显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就艺术而言，他对传统的真知灼见以及从中召唤出来的中国艺术魅力，与许多人的理解是多么不同啊，他对中国文明的推崇，他在这种推崇中荡去一切发霉的、陈腐的、斑驳的因素，从而探本究源使其显露出卓绝不凡的真品格、真面目，与许多人又是多么不同啊! 当这个世界日益走向繁华，走向灯红酒绿，走向通俗流行之际，董欣宾的存在，他的参照意义会消失吗？

在我与董欣宾的短暂交往中，我感到他是非常热爱这个世界，并想有所作为的。在他的眼中，历史巨人的伟业是远远高于艺技小道的。而他其实只是一位性情真率、敏悟极高的艺术家，显然缺乏与现实周旋的起码耐心，而且太真太直，乃中外古今一切谋事之大忌也。董欣宾其人虽曰真而直，但其绘画却不能以“真”和“直”来加以说明。恰恰是在艺术中，他那洞察和把握宇宙万物幽渺生动、幻化莫测的杰出才能充分展露出来了，恰恰是在艺术中，他那剀直的性情化为了一种绵韧、雍容、徐徐如南风之至的吐露。人皆言董氏线条之精妙，的确，人间万象正是在他那如丝如缕、内蓄千钧的线条中潇洒自如地掌玩，那一种风致态度，大才子的手法，可谓有元人之韵，明人之趣，清人之渊，今人之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当今画坛，还没有人像董氏这样具有深广的理论修养。相比之下，一些画家显得那样粗浅无文。而董氏之理论，乃感悟多于推理，猜测大于实证，因而理论对于他，往往成为一种通透高蹈的艺术眼光，他那超迈的绘画格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眼光点化、提升出来的。我想我此处这一评、这一比，才评比出董氏绘画的大境界、大风范、大气度。我认为，中国伟大的艺术传统对于后人来说，既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指标和参照。董氏的绘画实质上乃是在古今之间又确立了一个指标和参照。他的同辈、学生及后继者都会在这一指标和参照中自然掂出自身的分量。

第一次从友人那里知悉董欣宾患病消息后，很是吃惊。友人相机劝我，不必太辛苦了。感喟之余，却又转而思量：生有何意？死又何妨？说什么艺传百代，名留青史，如今看来统统是废话。后惊闻董欣宾在上海医院病逝，旋念世间吾等苟活之类不同样止于延宕之中的生死之际吗？不知如今一代文杰、画坛巨擎可曾梦见了惠山的塔影、二泉的流韵和梅园的倩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