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我有幸与欣宾先生在南艺同学数年，不过那时候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1982年，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毕业到江苏国画院工作。我的印象是，他——不修边幅，谈吐不俗；他有着多方面的学识，好像有十八般武艺；他在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胜过一般的老师；他又善于和同学交往，乐于帮助同学。因此，他的身边不仅吸引了一批在校的学生，而且也聚集了一批年轻的老师和社会上的年轻画家，成为青年画家和学生的业余导师。

江苏国画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画坛声名鹊起之后，奠定了江苏国画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在其内部也积攒了一些矛盾。经过“文革”，那些矛盾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江苏国画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形成的“新山水画”在表现形式和艺术观念上，也与80年代社会审美风尚产生了隔膜。因此，年轻画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寻求新的笔墨语言突破“新山水画“的模式。

欣宾先生作为在一个新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画家，正适逢其会地承担了这一历史的使命。对于立身于江苏的欣宾先生来说，他不仅要正视江苏“新山水画”的传统，而且要面对那比学术更难对待的各种矛盾。他从传统山水画中寻求笔墨之道，同时又以“野逸”的风格在“新山水画”正襟危坐的样式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那是一个人们急切寻求思想解放的时期，思想上、学术上、技法上的每一点突破，都有可能产生广泛的反响。欣宾先生以那具有功力的线的挥洒，引发了人们对南派山水的关注，从而引导了人们重新审视传统。他以回归传统的方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鹤立鸡群，在青年画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几乎关系到20世纪中期之后国画的整体风尚和格局。可以说，现在稍有影响的中年实力派画家在那个时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而后来国内画坛上兴起的“新文人画”潮流也可导源于他在80年代初期的影响。这就是我当年在南艺读书时看到的一个美术史的事实，而这一切也可以从美术史文本和图像的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10年间，我常往来于北京和南京之间，与欣宾先生的来往都因为他对我的同学和夫人蔚星的关照，而蔚星对他的尊崇也因为他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常有一些交流的机会。我正因为看到他的这种实际上的影响，也希望从研究的角度关注这种影响的各种内在关系，从而观察当代国画的演变过程。后来一方面是因为其他事务的干扰，另一方面是因为郑奇君对他的全力研究，我则急流勇退。这是非常遗憾的。

欣宾先生是一位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具有个性的画家。他的一些优点是许多同时代的画家所没有的，而他的一些缺点则是许多画家都有的。对于这样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是他那些外露的个性和毫不掩饰的激情，而人们对他的艺术和才华还是表现出难得的尊重。